人类判断的错误是系统性的，不是随机的

特沃斯基相信，如果人类的认知错误是随机的，它们会相互抵消，不会产生持续的影响。但他的实验证明，错误遵循可预测的方向，这意味着可以系统性地研究、预测并最终减少这些错误。

来源：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Kahneman, Slovic, and Tversk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启发式思维是人类认知的核心机制，既高效又危险

特沃斯基认为，人类使用启发式思维（认知捷径）来处理复杂信息，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但在特定情境下会产生系统性错误。理解这些启发式规则是理解人类判断的关键。

来源：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Kahneman, Slovic, and Tversk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损失的痛苦远大于等量收益的快乐

展望理论的核心发现之一：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是对等量收益的两倍左右。这种不对称性解释了许多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从持有亏损股票到不愿放弃既得利益。

来源：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Kahneman and Tversky, Econometrica, 1979

决策取决于问题的框架，而非问题的实质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框架效应研究证明，逻辑上等价的问题，如果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决策。这挑战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证明偏好不是稳定的，而是被建构的。

来源：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Tversky and Kahneman, Science, 1981

展望理论

人们对收益和损失的心理感受遵循不对称的价值函数，损失的痛苦约是等量收益快乐的两倍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经典实验：大多数人在面对确定获得3000美元与80%概率获得4000美元时选择前者（风险规避），但在面对确定损失3000美元与80%概率损失4000美元时选择后者（风险寻求）。这种不对称性无法用预期效用理论解释。

代表性启发

人们通过判断某事物与某类别原型的相似程度来估计概率，忽视基础概率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Linda实验：被试认为Linda是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的概率高于她只是银行出纳员的概率，违反了概率论的合取规则。这是因为前者与Linda的描述更相似（更具代表性）。

可得性启发

人们通过回忆相关案例的容易程度来估计事件的频率或概率

人们通常高估飞机失事的死亡概率，低估汽车事故的死亡概率，因为飞机失事会得到大量媒体报道，更容易被回忆起来。实际上汽车事故的死亡人数远高于飞机失事。

框架效应

逻辑等价的问题因表述方式不同（收益框架vs损失框架）而导致截然不同的决策

亚洲疾病实验：当问题表述为拯救200人（收益框架）时，大多数人选择确定方案；当表述为400人死亡（损失框架）时，大多数人转而选择冒险方案。两个问题在逻辑上完全等价，但答案截然不同。

早期决策研究阶段

1965-1973

建立认知心理学中的决策研究框架

特沃斯基在希伯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决策研究的基础框架，开始质疑预期效用理论的心理学假设，为后来与卡尼曼的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卡尼曼深度合作阶段

1969-1996

系统化认知偏误研究，建立展望理论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的合作产生了认知心理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系列论文，包括1974年的启发式与偏误、1979年的展望理论和1981年的框架效应，彻底改变了决策科学的方向。

斯坦福时期：扩展影响阶段

1978-1996

将认知偏误研究扩展到法律、医疗和金融领域

在斯坦福大学，特沃斯基将认知偏误研究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与法学家、医学家和经济学家合作，证明了认知偏误在专业决策中同样存在，扩大了研究的实践影响。